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 2: 40，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馬航\\) 一架航班號為 MH370 的波音 777-200 飛機與管制中心失去聯系。該飛機載有 239 人，原定由吉隆坡飛往北京，計劃到達北京機場時間為 3 月 8 日6: 30。
飛機失聯后，馬航啟動了相關救援和聯絡機制開始尋找該飛機。在失聯事件發生后的 1 個月內，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輿論對該事件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大量的新聞報道、網絡傳聞也時刻牽動著人們的情緒。3 月24 日，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吉隆坡宣布，馬航失聯航班 MH370 在南印度洋墜毀，機上無一人生還，但仍然沒有找到與之相關的直接證據。
在馬航事件中，隨著事件的發生進展，隨著調查的深入和新信息的不斷披露，有的積極讓人們看到了希望，有的消極又讓人們陷入絕望。由于事件復雜曲折以及隨之引起大眾情緒的變化波動，使整個社會輿論陷入了一種焦慮、質疑和不安的情緒氛圍。前期研究發現，事件進展的不同階段民眾對事件的認知是存在差異的［1］。同時也發現，無論是媒體報道，還是民眾的情緒反應，在相同的階段也表現出了不同的個性化特征。有的家屬整日以淚洗面，悲痛欲絕; 有的民眾不停在網絡中搜尋蛛絲馬跡，對大量傳播的謠言深信不疑［1］。在大眾力求得到真相和結果的強烈期待的驅動下，大眾情緒的起伏變化與表現的各種行為方式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呢? 大眾的認知和決策是否受到影響呢? 這些影響變化，除了與事件進程發展有關，是否與民眾本身的情緒狀態、情緒特質和人格特質有關呢?
以往研究發現，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民眾的認知和行為模式會發生顯著變化，而且不同受教育程度民眾的心態變化趨勢不同［2］。更重要的是，在大眾受到情緒性事件的影響后，傾向于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緒情感體驗，并且這種情緒社會分享現象會表現出普遍性、傳播性、時間性等特征［3］。有研究發現，大眾情緒狀態波動可能產生消極影響，如自我控制陷入混亂，導致決策偏差等［4 －5］。本研究對大眾在馬航事件背景下的情緒、認知和決策判斷進行了調查，并探討了大眾不同焦慮情緒水平與對事件認知和決策判斷之間的特點規律，以期了解類似不同焦慮情緒對大眾認知和決策的影響，并為有效開展輿論引導和社會心理調控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 1 調查對象
本研究共收到互聯網不記名有效問卷 617 份。調查被試基本情況見表 1。
1． 2 調查工具
采用狀態-特質焦慮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6］和自編《馬航 MH370 航班失聯事件大眾調查問卷》\\(missing airlines MH370 mass survey，MAMS\\) 。
STAI 由狀態焦慮 \\(SAI\\) 和特質焦慮 \\(TAI\\) 2 個分量表組成，共 40 個項目，采用 1 ～4 級評分，由低到高表明癥狀的表現程度，1 為幾乎沒有，4 為非常明顯。根據中國常模的研究表明，SAI 和 TAI 問卷均具有較好的構想效度［7］。MAMS 為自編問卷。問卷編制由 4 名心理專業教師\\(1 名教授、1 名副教授、1 名講師和 1 名助教\\) 和 4 名碩士研究生共同完成，在對醫學心理學專業 46 名本科生進行測試和其中 20 人進行訪談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問卷分 2 部分共 28 道題。第一部分 8 道題，包括被試基本信息及信息獲取有關問題。第二部分 20 道題，為自行編制馬航事件相關問題，所有問題采用李克特 5 級評分標準［8］，由1 ～5 代表對相應問題觀點的認可度，1 代表強烈反對，5 為非常認可。該部分調查被試在馬航事件背景下認知判斷特點，主要包括 4 個方面: ①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包括 2 個題目;②對事件線索的認知，包括 9 個題目; ③對事件性質的認知，包括 5 個題目; ④對事件的心理期待，包括 4 個題目。
1． 3 調查方法
通過“調查派在線調查系統”生成電子問卷及二維碼，在微信、新浪微博、QQ 軟件、百度貼吧、天涯論壇、貓撲論壇等國內主流社交平臺進行發布和傳播，被調查者借助手機、電腦等互聯網終端自愿通過以上平臺采取不記名方式進行在線電子問卷填寫，調查時間從 3 月 13 日 10: 00 時至 4 月 9 日 10: 00 時，共持續 27 d。數據收集利用調查派在線數據收集系統進行實時在線收集。
根據信息的不同來源分為官方發布信息、大眾傳媒信息和謠言信息 3 類。官方發布信息是指由政府機構、政府信息發布平臺發布的相關信息; 大眾傳媒信息是指未經政府有關機構或平臺確認或發布，在大眾傳媒中廣泛發布傳播的信息; 謠言信息是指由本課題組人員根據有關事件臆造出來，同時未在任何機構或媒體中發布披露過的虛假信息。對于心理期待的認知分為正性心理期待和負性心理期待認知兩類。正性心理期待是指根據現有信息對事件未來發展的方向做出正面的、積極的評估和判斷。負性心理期待是指根據現有信息對事件未來發展的方向做出負面的、消極的評估和判斷。
數據處理利用“調查派在線調查系統”將數據進行編碼導出，通過 SPSS 18． 0 統計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 χ2檢驗、t 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LSD/T2 法進行兩兩比較。
2 結果
2． 1 大眾情緒特點
從基本情況的收集來看，超過 73． 3% \\(452/617\\) 的被試表示存在情緒反應，有 61． 1% \\(377/617\\) 的被試表示對該事件表現出緊張、焦慮情緒。根據被試焦慮得分高低，對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進行程度區分，按照上下各 27% 的原則，劃分為高、中、低狀態-特質焦慮組。被試分布情況見圖 1。
對不同程度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被試的年齡和受教育程度進行同質性檢驗，差異均不顯著［χ2年齡= 0． 52，P年齡= 0． 97，χ2受教育程度= 9． 94，P受教育程度= 0． 13; χ2年齡= 5． 06，P年齡= 0． 28，χ2受教育程度= 8． 91，P受教育程度= 0． 18，P ＞ 0． 05\\) ，表明在不同焦慮情緒分組中被試在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上同質分布。
2． 2 不同狀態焦慮被試的認知特點
被試隨著狀態焦慮程度的加重，對客觀事實的認可度逐漸降低，且差異顯著\\(F =2． 98，P ＜ 0. 05\\) 。根據客觀事實是否與被試相關，將客觀事實分為“與自我相關”和“與自我無關”的兩類，如“我在今后還會繼續選擇乘坐飛機出行”屬于“與自我相關”客觀事實，“我認為飛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屬于“與自我無關”的客觀事實。不同狀態焦慮程度被試對“與自我無關”客觀事實的認可度差異不顯著\\(F = 1． 35，P ＞0. 05\\) ，對“與自我相關”客觀事實的認可度差異顯著，并且隨著狀態焦慮程度的加重逐漸降低\\(F =3． 36，P ＜0. 05\\) ，見表 2。
根據信息來源不同，將反映事件有關的事件線索分為官方發布線索、大眾傳媒線索和謠言 3 類。不同程度狀態焦慮被試對 3 類事件線索的認可度差異均不顯著\\(F = 1． 96，P ＞ 0. 05;F = 1． 32，P ＞ 0. 05; F = 1． 64，P ＞ 0. 05\\) 。根據事件性質特點，“可能與飛機存在某種技術缺陷有關”、“可能與突發的惡劣天氣有關”、“可能與某種未知神秘空間或物質有關”等屬于非人為因素的事件性質判斷?！翱赡芘c恐怖襲擊有關”、“可能與越南政府的軍事行動有關”等屬于人為因素的事件性質判斷。不同狀態焦慮被試對“可能與恐怖襲擊有關”這一事件性質判斷差異顯著，高狀態焦慮被試的認可度顯著高于低狀態焦慮被試\\(t = －2． 20，P ＜0. 05\\) 。對其余各類事件性質的判斷均無顯著差異\\(P ＞0. 05\\) 。從不同狀態焦慮被試的心理期待來看，正性期待和負性期待差異均不顯著\\(F = 0． 37，P ＞ 0. 05; F = 0． 19，P ＞ 0. 05\\) 。
2． 3 不同特質焦慮被試的認知特點
不同特質焦慮程度被試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包括“與自我相關”和“與自我無關”客觀事實的認知均無顯著性差異\\(F =0． 57，P ＞ 0. 05; F = 0． 56，P ＞ 0. 05; F = 0． 23，P ＞ 0. 05\\) 。不同程度特質焦慮被試對事件線索的認知差異顯著: 對于官方發布線索認可度，高分組顯著低于低分組\\(t = 2． 43，P ＜ 0. 05\\) 。對于謠言認可度，高分組顯著高于中間組和低分組\\(F = 6． 09，P ＜ 0. 01\\) ，見表 3。
不同程度特質焦慮被試對“可能與某種未知神秘空間或物質有關”事件性質的認可度差異顯著，高分組顯著高于低分組\\(t = －2． 91，P ＜ 0. 01\\) 。在心理期待方面，高分組、中間組、低分組對正性心理期待差異顯著\\(F = 4． 31，P ＜ 0. 05\\) ，3 組對負性心理期待差異不顯著\\(P ＞0． 05\\) ，見表 4。
3 討論
我們前期研究發現，在重大公共事件的不同階段，民眾對事件線索、事件性質、心理期待的認知是存在差異的［1］。為了搞清這種差異除了與事件進程的不同階段有關外，是否還存在其他影響因素，本研究重點考察了民眾焦慮情緒對事件的認知產生的影響。以期從被試個性化特征上，特別是從穩定、持久的情緒特質上找到影響事件認知判斷的重要因素。
3． 1 狀態焦慮情緒的認知特點
從整體上看，不同程度狀態焦慮被試在客觀事實認知和事件性質判斷上存在顯著差異。在對客觀事實的認知方面，隨著狀態焦慮程度的增加，對客觀事實認可度逐漸降低。再對客觀事實進一步分類發現，不同狀態焦慮組的差異在“與自我相關”客觀事實上體現出顯著性，而在“與自我無關”客觀事實上差異則不顯著。這說明被試的焦慮情緒狀態對個體造成一定程度的認知偏差，但這種影響更多發生在與自身相關問題或涉及個人利益的問題上，往往造成個體形成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判斷傾向。在對事件性質的判斷方面，僅對“可能與恐怖襲擊有關”的事件性質判斷表現出顯著性差異。這表明其他類型的事件性質判斷都不容易受情緒狀態的影響，而恐怖襲擊這類人為因素的事件性質認定，在大眾焦慮情緒增高的情況下，容易被大眾所接受。
3． 2 特質焦慮情緒的認知特點
在事件線索認知方面，對官方發布線索和謠言的認可度差異顯著。高特質焦慮個體對官方線索信息的認可度顯著低于低特質焦慮個體。高特質焦慮個體在對謠言的認可度上顯著高于中低特質焦慮個體。這與之前謠言的傳播可以利用情緒、道德批判等社會心理因素使其更容易接受［9］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這一方面反映大眾對官方信息的認可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還受到個體焦慮特質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高特質焦慮的個體在信息的加工判斷過程中，往往會充滿更多的質疑猜測，對權威的解讀產生不信任感的同時對捕風捉影的信息又抱有盲目的認同。在對事件性質判斷方面，高特質焦慮個體對“可能與某種未知神秘空間或物質有關”的認可度顯著高于低特質焦慮個體。
這也進一步反映出高特質焦慮個體在認知判斷中的特點，不輕易肯定，更不輕易否定，總是處于如何取舍的矛盾狀態。在心理期待方面，低特質焦慮個體的正性心理期待顯著低于中、高特質焦慮。而在負性心理期待方面不同程度特質焦慮個體差異不顯著，與之前研究［10］顯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對人們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負性認知評價而產生的結論存在一定差異?？赡苁且驗榈吞刭|焦慮個體更多依據現實的情況和信息來推測判斷未來，因此對事件充滿更多不好預感，而高特質焦慮個體可能在認知上更多相信不確定性未來，在沒有結果之前同樣對正負性期待都認可。
總的來看，不同水平的焦慮情緒對大眾認知會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也不都是由情緒狀態本身造成，也會來源個體情緒特質水平。在以馬航事件背景的認知上，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偏差就是由不同的狀態焦慮情緒造成，而個體特質焦慮情緒水平并不會客觀事實的認知產生顯著影響。相反，在對事件線索認知上，個體特質焦慮情緒卻產生了顯著性影響，而狀態焦慮水平的影響卻不構成顯著性差異。這提示我們，在對大眾情緒的研究中，不僅要考查群體情緒狀態，還要把群體中的情緒特質作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研究。同時也發現，具有高特質焦慮的群體，往往會對整個社會情緒產生更多不穩定和負面的影響，而低特質焦慮群體更多會更多帶來理性和穩定的引導。因此，在對大眾焦慮情緒的研究中，要更多的關注高特質焦慮群體的心態變化，同時也要更加側重于從人格和發展的角度，思考針對高特質焦慮群體認知和情緒的調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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