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競爭異常激烈的市場環境中,顧客需求快速變化,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但是,受邊界資源和能力的有效性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往往需要選擇和集成外部知識源,供應商作為其重要的外部知識來源日益受到關注,越來越多的制造企業通過供應商參與新產品開發項目提升技術創新能力(Johnsen,2009;Feng等,2010;Perols等,2012).其中,新產品開發中供應商參與模糊前端(Supplier Involvement in FuzzyFront End,以下簡稱SIFFE)的重要作用日益被學術界和實踐界所關注并成為熱門話題。
FFE是NPD過程中的前期階段,包括產品創意的產生、創意的評價和篩選、產品概念的開發及定義、產品規劃設計等步驟(Verworn,2009),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是此階段最明顯的特點。供應商參與新產品開發中模糊前端階段是制造企業產品創新活動從傳統的封閉式創新向開放式創新的轉變。Wagner(2012)等學者認為供應商參與模糊前端制造企業可以有效地利用供應商創新性,通過與供應商關系互動,學習供應商的技術知識和技術訣竅,從而提升了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Yong等,2009;曹勇和向陽,2011;Wagner,2012).然而現有實踐活動發現,供應商模糊前端參與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并不顯著,沒有如理論預期一樣順利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有些學者甚至還提出供應商模糊前端參與增加了企業間的協調成本,延長了新產品開發周期,降低了新產品開發效率,并最終導致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降低(Littler等,1998;Kessler等,2000;Koufteros等,2005).因此,如何有效實施供應商模糊前端參與以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亟待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诖?,本文將在分析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制造企業背景下SIFFE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作用關系展開實證研究,為我國制造企業更好地管理新產品開發的FFE階段,充分借助供應商的專業技術資源提升其技術創新能力提供理論依據與指導。
2 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2.1 SIFFE對關系互動、技術學習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SIFFE是指在FFE階段中,制造企業整合供應商的能力并讓供應商承擔相應的責任,通過供應商向制造企業提供有關技術、產品等方面的知識,共同提高新產品開發績效的過程(Petersen等,2005).關系互動是指制造企業與供應商之間通過溝通、信息共享和沖突處理而發生相互作用的社會行動(Roy等,2004).
由于在FFE階段,制造企業大多數產品決策活動都面臨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產品創意的產生、評價篩選和概念形成階段伴隨著大量試錯和隨機修改的過程,因此具有較高的失敗率。讓供應商參與FFE促進了制造企業和供應商間的互動和交流,有利于降低FFE階段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供應商參與制造企業新產品開發的時機越早,越有利于雙方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共享信息及雙向的溝通和交流,新產品開發的績效越好(LaBahn和Krapfel,2000;Primo和Amundson,2002).同時,讓供應商參與FFE增加了制造企業技術學習的機會,獲取來自供應商的專業技術知識,加以吸收和消化并結合自身技術知識儲備就能形成新的技術知識,從而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提出:
假設1a:SIFFE和雙方關系互動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1b:SIFFE和制造企業技術學習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1c:SIFFE和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2.2 關系互動對技術學習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采取SIFFE的方式,供應商和制造企業各層次人員可以進行溝通交流,充分了解制造企業對產品創意和產品概念的具體要求和想法,通過雙方充分的磨合與技術互動,特別是現場面對面地交流,使制造企業接觸、獲取并吸收供應商的專業技術知識和訣竅,促進了技術學習行為的發生。同時,如果制造企業的管理者能很好地管理來自技術學習中專業技術知識,這些知識就有可能被有效地整合到制造企業現有的技術知識庫中,這兩種技術知識間相互作用能產生新的創意和想法,從而有助于提升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谝陨嫌懻?,我們提出:
假設2a:雙方的關系互動和制造企業技術學習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2b:雙方的關系互動和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2.3 技術學習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形成其本質是一個技術學習的過程,涉及技術知識的獲取、解釋和利用。僅僅獲取了來自企業外部新的技術知識并不能代表對技術的充分掌握,只有將這些新技術知識成功地在企業內部傳播,充分吸收和消化至企業內部,并與企業現有的技術知識相互整合(即增加、刪除或修改現有技術知識,或是從新的角度詮釋現有技術知識),轉化為企業自身的技術知識并利用其進行新產品的開發和創新,才能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有研究結果表明,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關鍵在于對外部技術知識的獲取、吸收、轉化與利用(Tripsas和Gavetti,2000).基于以上討論,提出:
假設3:制造企業技術學習和其技術創新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基于以上的研究假設,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緢D1】
3 研究方法
3.1 樣本和數據
收集本文數據來自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對中國國內制造企業的問卷調查。在開展正式調研之前,在陜西省內選取了6家典型的制造企業進行了問卷的預調研,根據問卷的反饋結果對調研問卷進行了修改和完善。接著我們對來自8個省市(陜西、四川、山東、浙江、安徽、江蘇、遼寧、山西)的70家制造企業,發放問卷650份,最終收回328份,回收率50.5%,剔除由于填答缺漏太多或某一問卷大部分答案都相同的問卷32份,最終回收的有效問卷共296份,占總回收問卷的45.5%.樣本數據中,項目經理(4.7%),技術部門主管(26.8%),研發主管(25.3%),采購經理(22.7%),采購人員(20.5%),其中與供應商打交道較多的技術管理人員、采購經理和采購人員的總和占到了70.0%,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針對同源偏差問題,本文采用哈曼(Harman)單因子檢測方法檢測同源偏差,具體方法是將問卷所有項目一起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轉時得到的第一個主成分。在本文中,在未旋轉時得到的第一個主成分占到的載荷量是11.529%,并沒有占到多數,所以本文中同源偏差的問題并不明顯。
3.2 構念的測量
本研究中各個構念的測量均參考了現有研究中比較成熟有效的指標,其中SIFFE修改自Wagner(2012)的指標,共3個題項;關系互動修改自Roy(2004)的指標,共3個題項;技術學習修改自Zahra和George(2002)等學者的指標,共4個題項;技術創新能力修改自Camis?n和Villar-L?pez(2012)的指標[17],共4個題項。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受到制造企業內外部因素的影響,根據已有的文獻,本文將企業規模、企業年齡、關系持續時間和技術動態性作為控制變量。用每個企業雇員人數衡量該企業的規模;用每個企業成立的年限衡量該企業年齡;用雙方關系建立的實際年限衡量關系持續時間;技術動態性反映了技術的變化速度,本文借鑒了Santoro和Mcgill(2005)的指標,共2個題項。所有構念的測量都采用李克特7級指標測量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具體的測量指標見表1.【表1】
3.3 信度與效度檢驗
本文采用CronbachA來評估變量的可靠性,一般認為,CronbachA系數時,即意味著因子具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
由表1可知,所有構念的A系數均高于0.7,說明構念具有良好的信度。
此外,還檢驗了模型的效度。如表1所示,每個測量指標的標準因子載荷均大于0.6,并且每個構念的平均萃取方差(AVE)均大于0.5,說明該測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同時,由表2可知,對角線上的黑體數值表示該構念AVE的平方根,比所在行和列的所有相關性系數值都大,說明各構念有良好的判別效度(Fornell和Larcker,1981).例如,表2中的黑體部分表示供應商參與模糊前端AVE的平方根,其值是0.909,比所在行和列的所有相關性系數的值都大,表明該構念具備很好的判別效度?!颈?】
4 實證的結果分析
利用SPSS18. 0軟件,采用分層多元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首先,把關系互動和技術學習作為因變量做了分層回歸。在回歸前對這兩個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具體結果見表3.【表3】
從模型1可以看出,供應商參與新產品開發對關系互動的影響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537(p<0.001),故假設1a成立。從模型2和模型3可知,供應商參與模糊前端對技術學習的影響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336(p<0.1),但在模型中加入知識獲取后,二者的回歸系數依然為正,但不顯著,說明關系互動完全中介了二者的關系,故假設1b不成立。關系互動對技術學習的影響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498(p<0.001),故假設2a成立。
其次,把供應商參與模糊前端、關系互動和技術學習作為自變量,把技術創新能力作為因變量,企業規模、企業年齡、關系持續時間及技術動態性作為控制變量做了分層回歸,具體結果見表4.從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可知,供應商參與模糊前端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514(p<0.001),在模型中加入關系互動和技術學習后,二者的回歸系數依然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499(p<0.05),說明關系互動和技術學習部分完全中介了二者的關系,故假設1c成立。關系互動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439(p<0.05),但在模型中加入技術學習后,二者的回歸系數依然為正,但不顯著,說明技術學習完全中介了二者的關系,故假設2b不成立。技術學習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為正,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687(p<0.001),故假設3成立。表5匯總了本文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颈?】
根據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對原有概念模型進行修改,提出如圖2所示的修正后的概念模型?!緢D2】
5 結果討論、啟示與展望
前期研究只探討了NPD后期供應商參與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而忽略了NPD前期,即FFE階段供應商參與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合作關系和企業間學習視角,通過系統、深入的分析SIFFE對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和路徑,構建了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設,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所提假設進行了檢驗,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SIFFE與制造企業和供應商關系互動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SIFFE和制造企業技術學習的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被關系互動完全中介, SIFFE對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些結論說明,SIFFE明顯提升了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這與現有的研究結論完全一致。例如,Primo和Amundson(2002)認為,供應商早期參與新產品開發會顯著提高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本文的研究結論還表明,SIFFE并不能直接導致制造企業技術學習行為的發生,和供應商的關系互動在此過程中起到關鍵的“橋梁”作用。雙方基于合作關系的互動不但可以降低FFE階段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提高NPD過程中FFE階段的績效,還有利于制造企業進行技術學習。因此,對制造企業而言,首先需要建立科學合理的供應商評價體系,系統、全面的評價和甄選供應商,選擇有豐富專業技術和知識的優秀供應商。其次要讓供應商在NPD的FFE階段參與制造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建立一個有利于雙方合作與互動的平臺或渠道,比如形成跨組織的學習型文化和建立良好的合作氛圍,并健全信息共享和沖突解決機制,以增進與供應商的關系互動。
第二,技術學習與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與前期研究的結論相一致。如Ragatz(2002)等學者的研究結論表明,制造企業讓供應商早期參與NPD,可以把供應商的新技術知識快速整合到NPD過程中,從而實現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突破.Song(2008)認為在制造企業突破性產品創新過程中,讓供應商參與時間越早、參與范圍越廣越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從而提高突破性產品創新績效.由于企業技術員工是技術知識的載體,在技術知識流動和存儲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對制造企業而言,在獲取來自供應商的專業技術知識后,要注意對這些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轉移,并將其納入自身的技術資源體系中,通過整合來自不同層次、結構和內容的技術知識,并經過技術知識的社會化、外在化、綜合化和內在化,實現自身技術知識的螺旋式上升和加速發展。制造企業應該建立諸如正式、非正式會議、產品研討會、師帶徒等機制以方便組織內的技術知識交換和轉移,定期開展對員工的培訓,提高員工的知識水平,增加技術知識轉移和利用的效率和效果。
本文的研究豐富并完善了供應商參與新產品開發理論,為FFE階段提升制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有益的參考。當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如何科學的管理新產品開發過程中的不同界面,讓界面間進行有序的銜接將會是未來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其次,以橫截面數據分析變量間的相關關系,忽略了技術知識學習過程的動態性特征,在未來研究中可以選取企業間持續的合作研發進行追蹤和調查,進一步解釋變量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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