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處值得注意的互文關系
余英時指出:“由于‘道’缺乏具體的形式,知識份子只有通過個人的自愛、自重才能尊顯他們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別無可靠的保證?！盵1]這跟班德所描述的人格主義觀念有相似之處:城市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問題相當清楚。怎樣才能在一個充滿了陌生人的社會里獲得知識份子的權威呢?怎樣在中世紀城市的異質性里尋找到一個共享目的、標準和話語規則的知識份子共同體呢?在那些大城市呈現的互異而匿名的受眾能夠組成一個可行的話語共同體嗎?……比徹對知識份子在城市的威信和影響的探尋上,最重要的貢獻正是他人格主義的觀念。他告訴他耶魯的學生,一切都取決于一個人是否成功地“打開了你的聽眾的心”。
在比徹的影響下,正式的話語溶解到依賴個性和顯現深層暴露的人格主義當中。他的說教和演講是“熟悉的會話”;不是分享知識份子的意圖或傳統,而是同情,為城市受眾提供了一塊公共場地?！拔抑铝τ谑顾麄兏惺艿轿业娜烁??！盵2]
基于這種認識,小說中的“賢人”“真儒”對圈子的選擇是很謹慎的 \\(比如莊紹光就“不肯妄交一人”\\)。 《儒林外史》 各個部份之間的連綴,實際上也是“圈子”的變化。不同圈子之間的交集十分有限,這使得所謂的“大名鼎鼎”之人很難在其所處的圈子之外獲得影響力 \\(做一番“莫愁湖大會”而“名震江南”的杜慎卿大概是個特例\\)。而且,從小說的人物語言來看,言過其實幾已司空見慣。比如“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之權勿用,“高踞詩壇”的趙雪齋,“江浙名選家”衛體善、隨岑庵,更不用提嚴貢生、匡超人、牛浦郎一干人等。這就使我們對小說人物口中的言辭不能不持懷疑的態度。
所謂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杜少卿身上無江湖氣,卻在書中成為江湖傳說一般的存在,不能不讓人重新推敲一番。值得注意的是對管家婁煥文的介紹。書中借杜少卿之口講道:“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把借券盡行燒去了?！盵3]
很顯然,這是一個與已知文本構成互文性的例子,即為人所熟知的“馮諼客孟嘗君”的典故。而這個故事,在《戰國策》 和 《史記》 兩處不同的文本來源中呈現的風貌互有差異。
《戰國策·齊策四》 是這樣講述馮諼收債經過的: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彬尪?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史記·孟嘗君列傳》 則是這樣寫的: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可以看到, 《戰國策》 中的馮諼是一位膽識過人的自作主張者。
他向孟嘗君詢問“何市而反”的用意,完全在置換孟嘗君布置給他的初始任務,即收回來的可以不必是“債”,而是“吾家所寡有者”。所以他的舉動簡單利落,幾乎無視孟嘗君的命令。 《史記》 中的馮讙則是一位辦事能力很強的下屬。他精心布置了收債的程序與儀式,盡最大可能完成了孟嘗君交待的任務,同時以一番無可指摘的發言維護了領主在其領地內的形象。所以在兩處文本中,孟嘗君的形象亦有所不同:《戰國策》: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薄耙院问卸?”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泵蠂L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
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泵蠂L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焙笃谀?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泵蠂L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p>
《史記》:孟嘗君聞馮讙燒券書,怒而使使召讙。讙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讙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前一處的孟嘗君,目光短淺,只知聚斂;后一處的孟嘗君則很有城府,先表明收債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是為供養包括馮讙在內的賓客,暗責馮讙的不稱職;后聽了馮讙的解釋,又從善如流,“拊手而謝”。這兩處文本,哪一處更接近《儒林外史》 對這一故事運用的本意?我以為是后者。因為作為諷刺性引喻的孟嘗君形象顯然不能與《儒林外史》 中的杜府相對應。
《戰國策》 該篇的結尾“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表明在這里孟嘗君是作為馮諼的襯托而出現的。 《戰國策》講述的重點,完全在表現馮諼的才能;而婁煥文顯然不是 《儒林外史》 在此處講述的重心。 《儒林外史》 要展現的,是杜少卿之父與婁煥文這一對主仆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 《史記》 的描寫明顯更為接近: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
馮讙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妒酚洝?這一情節帶有非常濃厚的“義仆”色彩;而 《儒林外史》 有關婁煥文的敘事欲將其打造成為“義仆”的用意也是很清楚的。當臧蓼齋、張俊民、鮑廷璽等哄了銀子到手,心滿意足地離去時,只有婁煥文掛念著少卿的產業與未來的生計。至此,我們完成了對婁煥文事跡所引喻的文本來源的探討。
然而,在小說文本與其所引喻的文本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特有的緊張關系。這一引喻在將婁煥文指向《史記》 中的馮讙的同時,也賦予杜府的家風古代“賢公子”的意味。婁煥文對窘困之人的體恤得到杜父的默許與認可這一情節設計,顯然是在強化杜家主仆與孟嘗君主客之間關系的相似之處。然而 《史記·孟嘗君列傳》 對孟嘗君的態度是很微妙的: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p>
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我們從中可以體味出司馬遷對孟嘗君大規模地豢養門客這一行為,不無諷刺之意。千百年后的王安石,更是直言“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杜少卿與孟嘗君有著明顯的共同點,即“好客”。婁煥文與 《史記》 中的馮讙對此的態度則有顯著區別:《儒林外史》: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里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么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卻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4]
《史記》: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后召而復之,馮讙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鸵娢囊蝗諒U,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瘪T讙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讙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痹?“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后,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泵蠂L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可以看到,由于馮讙本身也是“客”,出于身份的認同他勸誡孟嘗君不必介懷于人情冷暖;而婁煥文對杜少卿“招接四方賓客”則不以為然。從小說敘事的表層意義來看,杜少卿對“客”如何待己是不怎么在意的,這是杜少卿品第高出他人一籌的一個依據。婁煥文離去后,杜少卿“越發放著膽子用銀子”“隨手亂用”[5],與孟嘗君“遇客無所敢失”相一致;王胡子拐了二十兩銀子跑了,少卿也只付之一笑。然而分析小說運用的引喻的再生意義,我們可以發現,孟嘗君對棄他而去的賓客十分不滿,以至于在東山再起之后決意“唾其面而大辱之”。雖然由于馮讙的勸阻而未能成行,我們還是可以用 《史記·汲鄭列傳》 中類似的敘述來完成補充: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p>
很明顯,在文本間引喻意義發生的過程中,隱藏在 《史記》 文本中對“世態炎涼”的批判態度構成了對 《儒林外史》 文本中杜少卿不以此介懷的否定。杜少卿沒有東山再起的經歷,這讓我們無法直接觀察他對趨奉勢位富厚者之人的真實態度,但在第四十四回與余大先生的對話中還是保留了一點線索: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里有山川朋友之樂,倒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么嗜好,夫妻們帶著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盵6]
當然,我們不能說此時杜少卿已對自己此前的“平居豪舉”萌生了悔意。但毫無疑問的是,杜少卿此刻的“淡然”與當年的風光形成的對比強烈昭示了家世地位對個人影響力的巨大輻射作用。
二、理想人物塑造過程中的缺陷
基于以上論述,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第三十三回遲衡山頭次見杜少卿面說:“先生是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就著實有些顯得與文本語境脫離。其后黃評曰:“八字贊少卿,可見少卿,非銀錢買來者?！盵7]在邏輯上也并不通順。要說服讀者接受杜少卿聲名廣聞于天下,單憑可以信手拈來的烘云托月之筆是不足為據的。既然第三十二回婁煥文說“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8],那我們就從這兩方面入手,來觀察 《儒林外史》 是如何建構杜少卿的名望的。
同書中明確交代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9]不同,杜少卿的文名是輾轉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第三十六回武書說:“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著少卿學詩?！庇莶┦拷又f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滋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盵10]
細分析這段話,首先武書并不是因學詩而與少卿結識,而是相反。他的情況和大多數接受少卿資助的人一樣。武書出于感激而追隨少卿左右,雖然不同于其余一干江湖騙子,但是其中是否有經濟上的考量,是很值得琢磨的。因此他對少卿的評價,不能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至于虞博士,尤滋是他在山東巡撫衙門里的同事,因服膺虞博士的文章品行,拜作弟子。那么他手上的杜少卿詩集,無非早已隨身攜帶,或是在山東地界獲得兩種途徑。尤滋的來歷,書中難以索考;但這種可能出自文本欠交代緣故的難以索考,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作者對讀者接受杜少卿文名廣播之期待。既然少卿文章廣為流傳,從小說的描寫來看,虞博士在四十一歲之前似乎對少卿一無所知,又當作何解釋?須知虞博士與杜少卿并非萍水相逢,其祖父便是少卿曾祖的門生。雖說“秀才人情紙半張”,似乎可以不必拘泥于此;但虞博士的見識,終究有些成問題。
即便尤滋是來到山東之后才看到少卿的詩集,問題依然存在。如果少卿的詩文能夠遠播至山東,為何在極出人文的常熟縣 \\(虞博士故鄉\\)反倒不為人知?安徽天長與江蘇常熟在地理上的距離,顯然要比山東更為接近。還有一處佐證,便是莊紹光。莊紹光“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聽見是杜少卿和遲衡山來訪,才出來相會,可見杜少卿打動莊紹光的主要還是文章。而虞博士卻偏偏對少卿之文不知道,實在是很可怪的事情。
對杜少卿文名的建構既然存在這樣的齟齬之處,那么杜少卿的品行是否存在疑問呢?我的看法是,杜少卿的品行值得稱道,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是 《儒林外史》 試圖帶給我們與事實相悖的印象,即杜少卿為人熟知是由于其值得稱道的品行。從小說的文本來看,我們只能認為少卿的名聲是“銀錢買來”的。第三十一回韋四太爺說:“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盵11]
不過杜慎卿相與人十分有計較,少卿則是廣開門路,以至于該回臥評作出飽受質疑的評價:“慎卿純是一團慷爽氣,少卿卻是一個呆串皮?！盵12]
平心而論,第三十四回遲衡山說高翰林“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確是實情。因為如果少卿不是“驚動”了高翰林這樣的人物,單憑沈瓊枝“平日聽家父說杜少卿先生是個豪杰”;湯大、湯二公子稱他“杜世兄”;余大先生從南京過,才想起“天長杜少卿是我表弟”諸如此類隨文而生的急就章,無法說服讀者接受他如此之大的名頭。杜少卿除了物質利益的饋贈之外,精神修養的展現,只是三十三回“弄窮了”之后逐漸找補的,在此之前打底的只有銀錢的效應。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背后隱藏著的是吳敬梓內心深層次的困惑。從小說的文本來看,吳敬梓對理學家們所提出的“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區分是很清楚的,但是“德性”究竟來自于何處,他無法再向前一步追問,只能截至“家世”這一層面為止。與貴公子杜少卿構成映射關系的一個角色是“優伶賤輩”鮑文卿。鮑文卿能夠得到小說家吳敬梓與評點家們的贊賞,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念念不忘自己是“賤人”出身,因而不敢有絲毫非分之舉。鮑文卿的品行,全在“本分”兩個字。杜少卿一直維持著“高貴”的姿態,其實也是在踐行著家第顯赫的“本分”。后文五河縣余、虞兩家后人的不成器,也在于拿本應恪守的“本分”無忌憚地去兌換世俗利益。我們并非苛求小說家要達到哲學家般的思考深度,只是想說明,由于把“德性”歸結到出身、“本分”上,是限制 《儒林外史》達到隨后的小說藝術高峰 《紅樓夢》 那般層次的重要因素。對身世的眷戀讓小說的筆鋒無法伸向批判者自身。缺少自我批判這一維度,使得杜少卿這一人物形象容易為“自我的話語霸權”所困,前面所說的名聲來路問題,便是這種困境的表現之一。
三.結 論
杜少卿作為 《儒林外史》 中的重要人物,他在書中的出場不僅關系到該書的結構設計,同時也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小說敘事的邏輯演進及對貫穿于小說文本深層次的主線作出新的闡釋。他的出現,是小說文本將“儒林”精神世界塌陷的表現層層逼拶至盡頭之后為“儒林”開出的一層新境界。然而在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過程中,小說文本與經典文本互動過程中的張力也反映了吳敬梓身上所包含的支撐 《儒林外史》 的人格主義觀念在某些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
